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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资讯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再忆衢州细菌战史实
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再忆衢州细菌战史实

历史的大江大河是由无数条涓涓细流所汇成的,衢州细菌战的史实亦是如此。当战争与恶疫降临衢城时,无家可以安眠,无人可以置身事外,这些普通民众的血泪与悲鸣,构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共同记忆——绝望、恐惧、愤怒。

距离衢州第一次遭受细菌战攻击已经过去80年,时光消磨着生命,也在消减着记忆。一旦这些脆弱的记忆戛然中断,那些还未彻底清晰的真相,或许就此便被遗忘。

此刻,再度唤醒受害者与亲历者的记忆,只有让更多聆听者重回现场,历史真相才能永恒。

1

我的身后一片哭声:我们还能回家吗?

叶赛舟(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衢州原告代表,生于1930年)

战争是什么?童年的我,对这些茫然不知。我只知道,7岁那年,日军轰炸了衢州火车站,一列满载壮丁的列车,直接被炸弹命中,车上的人无一幸免。

后来,我在柯城鹿鸣小学读书,每天在老师带领下步行到城郊农村读书,自带午餐,早出晚归。有段时间,我们要渡过衢江,到西岸的鹿鸣山寺庙里念书。

那里可以俯瞰对岸的衢州城。一次空袭警报大作,我们躲在山上的松树林里,看到城里浓烟滚滚如同炼狱,我的身后一片哭声:我们还能回家吗?……

死神踏着烈焰而来。当时没有人知道,日本人其实还带来了另一种恶魔,它不会吞噬建筑,却照样能将城市变成鬼城。

自1940年秋天开始,从天而降的鼠疫便一直成为我们的梦魇。1941年春天,死神潜入了居住在下营街的大伯叶已复(又名叶松元)家。

最早发病的是大伯,他的症状是很典型的淋巴腺鼠疫,伴随着高热、头痛、口渴的同时,腹股沟和腋下淋巴结异常肿大。3天后,大伯病逝。

一个月后,伯母同样不幸染上了鼠疫。接着,住在她家的奶奶叶孔氏也相继发病。当时一旦被确诊鼠疫,就会被强制隔离,这往往意味着提早被宣判死刑。

我母亲挺身而出,一面赶紧把大伯的两个女儿带到我家,一面托人雇了一艘小船,偷偷地将奶奶和伯母抬上船,泊靠在衢江浮石渡下游的偏僻山坡旁。

那些天,母亲每日夜宿小船旁,料理照顾奄奄一息的奶奶和伯母。

父亲曾带我在一个傍晚远远地看过那艘江畔的小船,他指着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火说:“希望你奶奶和伯母能熬过来、挺过去!”

又是一个清晨,我们被恐怖的空袭警报惊醒,父亲拉起睡眼惺忪的我和堂妹,往乡下逃难。路过浮石渡时,我发现那小船不见了。几乎在同时,我看到对岸众人抬着两具棺材,我看到了母亲,她扶着一具棺材在哭号。

年幼的堂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她告诉我,第二具棺材上盖的被子,像是她妈妈床上的那条。

我抱着她痛哭,我不敢告诉她,从此你没有妈妈了……

警报声依然刺耳,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、陷入悲伤,我只能不住地回头张望,直到棺材一点点在眼前逝去。


2

那种伤痛与遗憾,谁能理解?

薛培泽(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江山原告代表,生于1929年)

新冠肺炎疫情之前,每周五上午,郑科位等三五位老友都会定期过来看望我,一起谈天说地。其实,我们平时不太愿意谈及细菌战往事,那种饱受折磨的伤痛与遗憾,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。

1942年8月,侵占江山的日军在败退前夕实施细菌战,将霍乱细菌掺进米粿、年糕,分送给乡下农村的老人、小孩吃。我外甥赖清漾(当时6岁)、外甥女赖双兰(当时8岁)和赖双花(当时3岁)就因吃了染有霍乱细菌的年糕,在1942年8月20日左右,先后死于日军的霍乱细菌战。

我姐家住江山清湖蔡家山村七里桥。当时连夜赶去给三个外甥(女)料理完后事,我和外甥赖清泉也感染上了霍乱。喝了一个多月中药后,我才挣脱了死神的纠缠。

1996年夏天,王选带着日本细菌战民间调查团到江山调查,我才知道当初染上的是日军投放的霍乱细菌。经确切调查,1942年同我外甥一样惨死的霍乱受害者,全江山有300多人。

1997年8月11日,在王选的带领下,来自浙江义乌、宁波、东阳、衢州、江山和湖南常德的108位原告,正式向日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。我就是当时江山细菌战受害者的第一批原告代表。

战争是惨烈的,和平是美好的,尊重历史,正视历史,才能换来中日两国之间长久的和平。


3

他们假扮中国军人,骗我们吃毒粿

郑科位(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江山原告代表,生于1934年)

1942年6月12日,日军侵入江山,我当时和家人住在清湖镇七斗村。同年8月,弟弟郑科立(当时3岁)、妹妹郑春凤(当时6岁),因吃了日军假扮中国军人分发的掺有霍乱细菌的米粿,先后染疫病死。我和祖母也吃了同样的米粿,经抢救后躲过一劫。

日军撤退前的一天上午(经考证为1942年8月18日),突然有两个30岁左右、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闯入我家,身穿便服,其中一个肩挑两篮米粿,在我家中堂坐下,微笑着对我祖母说:“日本兵要退了,我们是来接中央兵大部队的,你们老百姓受苦了,这米粿也给一点你们吃。”祖母和我顿感欣喜万分。

米粿略显黄色,茶杯盖大小,有一股药气味。碍于气味,我吃得不多。兵荒马乱,粮食稀缺,祖母还特意将米粿分给寄养在别人家的孙女郑春凤(6岁)、本家亲戚(郑童家,49岁)、侄女郑金英(7岁),以及看水田路过我家歇息的上菜棚(相邻自然村)王缨盛叔叔(50岁)。同一天,弟弟郑科立(3岁)在养父母家也吃了米粿。

第二天傍晚,亲友们陆续发病。我自己也腹痛不止,上吐下泻,口渴,难受得双脚乱踢。幸好姑母听人说,灌黄泥水或许有救。家人赶紧灌了些黄泥水,才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。但弟弟郑科立、妹妹郑春凤却相继病殁,给家人带来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。

1996年夏天,王选到江山来调查细菌战受害者,我和周法源花了一个月时间,挨家挨户对因霍乱去世及幸存的人做了详细的考证记录。当年不到300人的村庄,竟有25户35人发病,其中27人死亡,8人劫后余生。死者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,最大的58岁,最小的3岁。

1999年12月,我作为江山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代表,赴日本出庭控诉。回国后,我们在七斗村立起了一块石碑,刻上七斗村当年所有受害者的名字、年龄,缅怀逝者,铭记苦难。


4

黑紫色的小腿,流露出死亡的阴影

胡樾(生于1920年,曾亲历衢州鼠疫防治工作)

2016年12月18日,浙江部分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学者登门拜访胡樾。图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女士(左)与胡樾(中)、胡燕(胡樾之女)一同翻看相关史料。 本图由受访者提供

我叫胡樾,出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满觉陇一户书香之家。抗战时,我亲历了宁波、衢州两地的鼠疫防治。

1940年10月4日、27日,日军对衢州、宁波发动细菌武器攻击,造成鼠疫暴发。我当时在中央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驻浙第十七分队,奉命赴宁波开展鼠疫防治工作。

1941年3月9日,我抵达衢州。彼时的衢州,一度云集了中央和地方的500多位医疗防疫人员,鼠疫之重可见一斑。当时衢州的防疫工作比较全面,包括封锁疫区与封闭疫户、焚毁疫户住宅;设立隔离医院,收治鼠疫病人;设立留验所,留验疫区居民和疫户家属……但防疫工作很困难,由于缺少抗生素之类的特效药物,鼠疫病人90%以上在3-5天内死亡。直到1942年年初,中央卫生署陆续给衢州调拨过来一批抗生素药物后,鼠疫病人死亡率才下降到70%左右。我亲眼目睹了参加鼠疫防治的同仁也不幸染疫殉职的情景,如衢县警察局的巡官周灯、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防疫队队长刘宗歆等。

就在疫者死亡率开始下降时,日寇向衢州发动进攻。1942年4月,我们接到了紧急撤退命令,因资料和器材太多,有些只能忍痛抛弃。

当时汇总的统计显示,衢县城乡共染疫数万人,已疫亡2000余人。这一撤,这数万染疾者的生死只能听由天命。我们带着悲愤离衢,也意味着衢州鼠疫防治前功尽弃。

离衢不久,我就出现了头痛、发热、四肢酸痛症状,随之从脚掌出现皮下出血并逐渐向上蔓延,变成黑紫色。我心中一凉,以为自己这次恐怕要以身殉职,随刘宗歆队长他们一起去了。

赢咖2主管万幸的是,或许是我曾多次注射鼠疫预防菌苗,或许是我年纪轻、抵抗力强的缘故,向上蔓延的黑紫色最后在膝盖以下停止了,我侥幸挺了过来,但从此一双小腿留下了终身的黑紫色,默默地记录着日寇细菌战的罪行。






【赢咖2主管-赢咖2娱乐主管-招商资讯网  发表于: 2020-03-19 21:06 】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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